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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对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平时教导后辈：“作画如欲脱俗气、洗浮气、除匠气，第—是读书、第二是多读书，第三是须有系统、有选择地读书。画画和读书都是大千的日常生活。过去是如此，借居网狮园后更是这样，朝夕诵读，手不释卷。在外出旅途的车中船上，大千也都潜心阅读。一次，大千从成都到重庆，友人托他带一本费密的《荒书》。到家后，大千即把路上看完的《荒书》内容、作者的见解、生平以及这位明末清初的四川学者和石涛的关系，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，实在令人惊讶。因为这是一本艺术之外的学术著作。读书的习惯一直伴随到大千晚年。他常说，有些画家舍本逐末，只是追求技巧，不知道多读书才是根本的变化气质之道。大千读书涉猎很广，经史、子、集无所不包，并不只限于画谱、画论一类的书。

张大千除了擅长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翎毛以外，在书法方面比较欠缺，这应是他的遗憾。他早期师从清代晚期的书法家李瑞清、曾农髯，形成自己细秀，方平，略带隶书味的书风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，张大千先生的书法开始酝酿变化。他转学多师，学习魏碑，《瘗鹤铭》，参以宋代大家黄山谷的笔势，学习石涛笔法刚劲，不拘一格的书风。他的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融合了山水画的意境，不是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张扬外露和剑拔弩张，而是使力与感情相融合，平中求奇，使他的书法劲拔飘逸，外柔内刚，张大千笔力遒劲而秀逸的自家风格，被后人称为“大千体”。

张大千之百日和尚、面壁敦煌为虎受戒、摩耶精舍等经历，无一不表明张大千一生与佛有着种种难以解脱的因缘。其二，张大千所师法的诸前辈大抵与佛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们精佛理，其作品也禅意盎然。张大千为推崇的石涛便是典型例。其三，张大千不仅从佛教艺术中吸收创作源泉，把雕像画佛的艺术行为视为礼佛、寻求神灵庇护追求功德圆满的重要手段。从作品中推断，张大千思想中的“佛禅之石”必然要在观念上被借用，以利于打磨他的“绘画之玉”，诸如绘画内容和形式之“玉”、创作理念和创作机缘之“玉”以及绘画创作的升华之“玉”。

张大千以“俯拾万物”之心观照生活，力图包容“大千世界”：从道释隐逸到世俗黎民、从圣贤明到野老樵夫、从贞烈淑媛到摩登女郎、从树石飞瀑到到亭台楼字、从梅兰竹荷到杂草野花、从黑猿锦鳞到寒鸦燕，尽皆如画，无所不善。这些题材或用于宣扬人的道德风尚，或用于表现人的风度神韵，或用于人的娱情畅神，或用于表达人的宗教情结等。以其荷花题材为例，它所反映的主题思想就涉及到人格、爱情、宗教、友谊、娱乐怡情等广泛内容，恰如佛禅包容之心。同时又通过“荷花”之一体，达成诸观念的统一和合谐，切实体现了诸事物在本质上圆融无碍的禅家要义。
张大千力图使绘画语言穷形尽象，千姿百态。佛禅虽然认为现象世界“本来为空”、“本来无实”，但是又认为“现象世界中每一事物， 皆是真心全体所现。张大千推崇李成、董源、范宽、巨然、北宋四家“构图宏大，峰脉连绵，笔法豪放，气势幽远，不愧为山水画的百代宗师。亦盛赞敦煌壁画展现了“泱泱大风”的境界，体现了“先民气魄的伟大”。禅宗思想在张大千绘画创作中具有明显的导向性作用，其绘画内容和绘画形式是佛禅观照大千世界之包容性思想外化；其绘画理念和创作机缘是佛禅追求随缘放旷、任性自然之思想的艺术移情；其绘画创作的升华表现为生活与艺术的互化。本质上，亦是禅学法门思想之完满实践。
山水画是中国画中的重要门类，历来受到画家们的重视。然而中国山水画的色彩主要表现为黑、白、灰，不像西方风景画那般色彩鲜艳。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中西方艺术交流已经颇为频繁。张大千在充分吸纳西洋绘画的基础上，大胆地对中国山水画进行改良，将大红大绿大蓝等颜色，植入山水画之中。如此一来，使得中国山水画的色彩观感发生颠覆性的变化。绘画本来法无定法，但是张大千在青绿山水画方面的，引发画坛大批保守派的抨击，但张大千继续在青绿山水画方面坚守前行。